钱穆，作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杰出人物，其作品丰富，尤其是《国史大纲》一书，影响广泛深远。即便时至今日，我们依旧应当怀着对钱穆及其作品的深切怀念和崇高的敬意。
诗书传家
钱家视诗书为家族的宝贵财富，尽管钱穆的祖父钱鞠如在37岁时不幸去世，但他仍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大字木刻本《史记》。在12岁那年，钱穆加入了常州府中学堂，该校的历史和地理课程由25岁的吕思勉教授主讲。吕思勉先生后来与陈垣、陈寅恪并称“民国史学四大家”，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，钱穆开始了他的史学之旅。
学界崭露头角
1930年，钱穆完成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的出版，这部作品凭借其严谨的考证获得了历史学家顾颉刚的高度认可。顾颉刚对他的学术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建议他在大学里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工作。紧接着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，中国通史课程随即成为大学文学院的必选课程。钱穆接手该职位后，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课程准备，细致地编制了一份全面覆盖一学年教学内容的《中国通史》教学大纲。在他的教学过程中，他讲授的课程与胡适的“中国思想史”课程并驾齐驱，共同成为了北京大学学生最为推崇的两大课程。
辗转授课
钱穆在北平担任教职数年，其藏书数量已突破五万册。历经四个多月的漫长旅程，他先后经过天津、香港，最终抵达长沙。在南岳山中的临时大学，钱穆继续承担起中国通史的教学任务。在每一次授课中，他不得不踏着学生的课桌走上讲台，不禁感叹“历经千辛万苦逃生，如今又为学子们传授国史”，尽管如此，他依旧保持着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。
著书缘起
钱穆最初并未打算将授课资料汇编成册，但他在燕大求学期间，受到同窗陈梦家的建议，认为应当考虑全国大学生的需求以及当时社会的需求，将授课内容整理成教科书。这一建议促使钱穆在1938年5月，毅然决然地开始着手撰写《国史大纲》。
潜心创作
在创作过程中，钱穆避开了喧嚣的环境，每日早晚都会进行散步，白天则专心致志地撰写《国史大纲》，而夜晚则深入研读《清史稿》。他还在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史学进行了分类，将其分为三个流派，并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审视与批判。不过，受限于个人生平经历和自学背景，他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着国内书籍展开，最终也未能超越这一范围。
书院情怀
钱穆先生已步入花甲之年，他在香港成功创办了新亚书院，该书院后来成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。在此过程中，他为本研究所购置了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这本书曾是已故兄长钱挚生前所阅读的。这一发现充分显示出钱穆先生对学术传承的高度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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